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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开发

作者: 中文核心期刊2019-05-29阅读:文章来源:中文核心期刊咨询网

  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的是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开发的内容,本文作者就是通过对政治文化的价值内容做出详细的阐述与介绍,特推荐这篇优秀的文章供相关人士参考。

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开发

  关键词:新时代政治文化;价值理念;战略开发

  中国进入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发展阶段的展开,更重要的是民族存在姿态、人的生存方式和国家发展态势与竞争方式的全面改变。从宏观上把握这一巨变方向,需要从文化软实力层面进行解读与挖掘。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创造力,其内涵丰富,包含着很多层面的内容。在所有文化的建设中政治文化的作用意义重大。在具体社会实践中,政治直接地对经济发挥制动作用,而经济文化的建设、发展与否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密切相关。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都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十分重视。因为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政治文化能在多大层面上获得发展与繁荣,不仅构成经济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也构成了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政治文化的构成

  理解政治文化首先有必要对政治进行解读。自古以来,政治产生与人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处境密不可分:当单个的人从静态的存在向动态的存在领域谋求生存的过程中,深感单凭个人力量的乏力与无力,于是渴望与他人实现互助与帮扶,渴望在群体生活中共谋发展共同生存,由此产生了政治。基于这种社会存在关系,它可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缔结,也可能指人类所组成的命运共同体,一般而言主要是指以国家为单位的存在共同体。政治作为一种可能性,一旦获得实际的存在关系而展开,就变成了一种现实性,这种现实性蕴含了权利与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实在的文化学方向。政治的文化学方向客观的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正面的、积极的、创造正大光明的文明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转变成展示,就是政治文明;另一种是负面的、消极的、反文明或消解文明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构成为存在的现实,就是政治的野蛮,即政治野蛮。这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会把人类社会带入截然相反的两种可能,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建设积极正面的政治文化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文明”概念的诞生就是政治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典籍《尚书》就是一部政治文献,它用“文明”一词记载了尧如何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曰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尚书·尧典》)。在《易经》中同样多次出现“文明”一词,“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乾卦》);“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经·明夷》);“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易经·象传》)。但无论是《尚书》还是《易经》,其所宣扬的“文明”都是记载王道主义治术的,所以孔颖达在《尚书》中如此精道地注疏“文明”一词:“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古代中国人看来,王道统治本身就是政治文明,对帝王、圣人文治武功的喧哗与修辞,就是政治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其实,“文明”最初来源于“政治文明”这一说法不仅在中国可以找到根据,在西方同样可以找到根据。古希腊城邦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就是政治文明。“Civilization”(文明)这个概念由“civis”和“civatas”构成,本身是指人居住的社会,即城邦。这意味着有人的地方才有社会,由人所构成的社会才能产生文明。因此,文明意味着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人口的众多与集中;文明作为人类聚集生存的高级形式,城邦生活无疑是最初的原型。城邦组织之所以被称之为是人类最早的政治文明形态,并不在于城邦对人口的汇聚功能,也不在于因城邦的诞生而产生了国家政治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而在于城邦把普通的自然人变成了有组织的集合体,变成了有身份的市民与公民,使自然人获得了社会身份之后享有生存的权利,并逐渐获得了认可,这一系列转换不仅仅是身份上的改变,同时还包括生存方式与生活品位的改变:“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1]进一步讲,在古希腊社会,政治文明不是对帝王权力的修辞,而是对人进行城邦身份的确立,用法律的形式赋予人城邦身份并赋予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在古希腊城邦社会,用法律来保障人的权利是真实的,并进一步建立了民主政治,而且这种民主政治实现了城邦政权牢牢地掌握在了城邦公民的手中:“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之为是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2]雅典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对雅典的政治文明做出如下概括:第一,城邦必须使城邦的创造者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公民具有法定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之间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城邦的政权只属于城邦每一个公民共同掌握,国家由人民缔造,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并共同而平等地享有国家主权;第三,城邦实行民主政治。这三条构成了城邦政治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是政治文明生成的前提条件,第二条是政治文明诞生的基础,第三条是政治文明实现的自身途径。因此,城邦政治文明实现的最终实现即民主政治。由此,不难看出一种政治文化要获得其文明张力———软实力,必须具备如上三个要素,希腊城邦政治文明为人类政治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具体的雏形,它所提出的三个要素,构成了人类政治文化软实力的三大要素,同时也生成出人类政治文化软实力的三条基本原则,即公民权利原则、公民对国家的主权原则和国家民主政治原则,而且强调前两条在第三条中贯彻落实。

  二、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

  政治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内在的精神动力,更需要符合人性的价值理念做指导,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生命—人本观

  当代政治文明的构建首先应该奉行的是生命—人本观。这一观念的生成依赖于两块基本的基石:第一块基石是自然是生命的,自然就是生命,万物充满创新的活力,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第二块基石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这一价值观在这两块基石上具体展开为两个维度的价值诉求:第一,必须平等地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必须敬畏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必须平等地善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最宝贵的。在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构成中,充满生命的自然世界是“1”,人是“0”,只有“1”存在时,“0”才有了出发点和具体的意义,“0”也才能获得生存的可能与依据。自然世界里的生命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使用价值关系,而首先是一种价值关系,即在自然世界中,一切生命都具有其存在价值,并且一切生命的存在价值都是等同的。因而,一切生命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并且一切生命之间,都既互为目的,也互为手段。这就需要人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谬论,理性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世界的所有生命之间,首先缔造的,是存在的自我目的论和相互目的论关系,先有自然世界的存在,然后缔造起互为手段的使用价值关系。自然世界既是自身的目的,也是人的手段;既具有自我存在价值,也具有为人类所用的使用价值。反之,人也一样,人既是自己的目的,有其存在论价值,也是自然存在和自然界所有生命存在的手段,也具有为自然界和所有生命所用的使用价值。无论人还是自然世界,没有谁是绝对的目的,也没有谁是绝对的手段,目的与手段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第二,必须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必须平等地善待每一个人。在人与政治的关系中,人才是“1”,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是“0”,在政治生活中,只有当真正拥有这个“1”,而且只有这个“1”真正站起来的时候,这个“0”才能发挥文明的功能,产生出创造生存的力量来。国家是由每一个人缔造的,他们都应该平等享有国家权利并平等履行国家义务,人生存、发展得好,国家的政治文化才具有意义和价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人民,全面从严治党也是为了人民,心怀爱民之情、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强民之策,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用自己的真情实意、鞠躬尽瘁来为民谋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后,党的工作重心又放在了脱贫工作上,坚持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共17次主持召开扶贫重要会议,25次开展扶贫调研,使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万人,贫困率由102%下降至17%。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为世界的反贫困工作贡献了经验,同时也是在扎扎实实地促进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政治工具观

  对政治的看法,自古以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政治中心论或者说是政治目的论,即把政治看作目的,把政治之外的一切都看作手段,社会上存在的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成为核心,政治是目的;另一种是政治工具论,即把政治定位为手段,认为政治是实现人的存在自由与生存幸福的社会化手段。从本质上来分析,政治目的论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即政治始终主动在追求价值,在主动创造价值,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确立价值原则与价值标准;而政治工具观却与此相反,它一直在追求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即政治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创造价值,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确立价值原则和价值标准,而只能适应、承载和运用价值,换句话说,政治价值不是由政治本身所给定的,而是由政治之外的因素、力量所给定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政治效果。政治目的论以政治自身为目的,而政治工具论却以它的创造者人为目的,是以国家共同体内人人自由和责任对等、权利与责任对等、利益与付出(或索取与贡献)的实现为目的。政治工具观表现在政治实践操作层面上,则形成政府行为的基本价值追求。“一方面,一个民主政府必须治理国家,它必须有权力和领导权并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它必须对它的公民负起责任,因为,若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它意味着政府的精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应答。要求保持政府权力和政府应答的此类平衡以及保持由它衍生的其他平衡———一致与歧异,易感性和感情中立间的平衡———有助于解释更复合的政治态度的模式与公民文化相关联的方式是适合于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的”[3]。政治工具观在政治实践中把自己当作实现人人幸福的手段,坚持共同富裕是为了人民,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同样是为了人民,坚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确保在全面实现小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自己作为为民谋福利的手段,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根本的目的,把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作为评价自己工作的根本价值指向。

  3.人人幸福观

  国家是一个空间地域范围内的民族生存家园,具体地讲,国家是这个空间地域范围的共同体成员的家园。人们缔造国家,不仅是为了获得存在安全,也不仅是为了得到一个能够谋求生存的平台,更根本的,是期望通过所缔造的国家而实现人的幸福生活。所以,国家共同体内人人幸福,构成了政治文明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价值。人人生活幸福,首先需要国家文明而富裕,只有当国家成为文明而富裕的国家时,它才可能成为一个激励、促进和保障令人幸福的福利国家,所以,福利国家观,构成了国家共同体人人生活幸福之社会目标价值实现的前提性价值构成。一般而言,当提到福利二字时,自然会让人想起各种各样的保障制度建设,诸如生有所教、病有所治、老有所养,这是人人幸福观的社会治理落实。但是,福利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保障上,“因为一个人的福利不单靠增加收入的方式来促进;它也是个人尊严和个人自主等方面的功能”[4],这句话道出了人人幸福的本质,人人幸福观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上,正如人本身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体一样,物质财富仅仅是人的幸福的起点,最根本的是人的生存安全、人的人格健全、人的尊严保持和维护、人的自我实现,以及实现这一切的社会平台,这是人人获得生存幸福的根本保障。人的生存安全、人的尊严保持和维护以及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借助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实现。因为政治是个人走向群体、组织社会、建立国家并实现生存自由的理性操作方式,是一种灵活或多种关系的实现,并通过这种关系的实现,才能求得权利、利益的实现。而要想实现这种权利与利益则需要人与他人、群体、社会、国家达成共识,建立必须的契约,并遵循共守的规范与法则,这就需要沟通,需要以对话的方式展开。这种对话和沟通的实质就是政治参与,“而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和主要模式”[5]。新时代中国政治参与的方式体现了人民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积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借助网络邮箱、微博、微信等各种多媒体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积极汲取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线上问政,线下行政,把人民群众的需要转化为工作的指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

  三、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战略开发

  全面健康地发展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迫切需要相应的战略设计。因为价值的指向必然要求战略设计与重构,这是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实质性步骤。

  1.提升民族政治视野和国家政治胸怀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组成的,国家是由共同体成员以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为准则缔造的,因而,民族的政治视野与国家政治胸怀落到实处就是要把民族繁荣、国家昌盛作为最大的政治、最高的政治,一切有利于民族繁荣、国家昌盛的政治才是合法的政治。促进民族繁荣、国家昌盛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执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贫困,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已经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社会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新时代,提升民族政治视野与国家政治胸怀迫切需要关注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如何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展现中国的新形象。而所有这些还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因为人是文化的永恒主体,中国政治文化建设需要从国家公务员做起。提升民族政治视野与国家政治胸怀需要结合新时代特定的社会矛盾与背景而展开,中华民族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开始备受世界瞩目。在全世界的500多个行业中,中国有近2/3的行业位于世界领先水平,经济的快速崛起为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认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治格言已经成为很多西方国家奉行的准则。新时代的民族政治视野更加开放与宏伟,国家政治胸怀更加宽广,这些都已经成为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将助推中国的繁荣与发展。

  2.构建知行并重的实践理性精神

  知行并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在道德实践层面上的具体要求。做到知行并重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当今的人类社会中,由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观念的引导,技术操作打破传统成为最强劲的社会推动力,知与行的关系这一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蓝图遭到最无情的消解,由此造成人类认知和行动的盲动:如果细心体察就会发现当今世界的很多矛盾,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知行的盲动与愚蠢密不可分。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中,对知—行认知的盲动与愚蠢主要体现为“不知而行”“知而不行”“知而妄行”“行而无知”的政治行动方式。知与行的分离其实质是人和社会的内在分裂:知与行的分裂,导致了现代人类法(理)与情、言与行的分裂。在实际的生活中,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唯命是从的行动模式,唯利是图、阳奉阴违的丑陋人格,都源于知与行的分裂,都源于对知与行的妄动与盲昧。在政治生活中,知与行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伦理问题,是政治之道与人间之德的统一问题:知就是求道,而行则是呈德。知与行构成了人类道德的基本范畴,是公正政治伦理的整体哲学架构,也是公正社会政治形态的基本道德要求。建设知行并重的政治实践方式,就是创建其政治行动的实践理性精神,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上:第一,注重言行一致。知行并重的实践理性政治精神要求,无论大小的政治实践行动的展开,其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行一致的行动观念和严格遵守言行一致的行动原则。言行一致,既是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国家立国富国强国之道,它体现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也应该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基本职业准则。国家公务员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因此,要求国家公务员践行言行一致的准则直接关系到政治文化建设的成败。注重言行一致就是要求国家公务员说到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讲爱国就必须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讲法治就必须形成对法律的信仰,讲责任、义务就必须尽心尽力地去承诺应当尽的义务和必须履行的责任。第二,建立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政治评价尺度。知行并重的实践理性政治精神要求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的统一:目的是知的积极结果,手段是行的实践方法和行为展开的具体载体。遵循知行并重的道德要求,必须追求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必须以目的与手段的相一致为评价尺度。国家公务员每天都是最直接地与人民群群众打交道,对他们而言行为方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善”的目的性还应该强调手段的合规、合法性。目的与手段相统一既要求关注目的的本原是否真心实意地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同时更关注其手段的合法性与人性化。第三,确立因果互涵的政治认知方法。整个世界是一个存在整体、生存整体,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生命、事物、人、社会和国家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互动的、相互转化的。这是国家政治运作的必需平台,也是国家政治得以良性产生与运作的必需土壤和条件。因此,在政治生活中,看待事物、解决问题都必须讲究其果并究其原因,或者必先究其因然后再置其果。因果互涵,就是溯本探源,亦是标本并治。那种只求其标而忘其本,只治其标而舍其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其实质上是不知而行或知而妄行的体现。因果互涵的政治认知方法包含了互动与转换的两个基本的世界原则。按照世界存在的互动法则与相互转化法则,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实现互动,其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元的;一个事物想另一个事物生成转化,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由于事物运动与世界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运用因果互涵的政治认知方法来看待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不仅要审视直接因果,更要探源深度因果,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探究事物或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继而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而准备,同时也是为行为的有效性奠定基础。

  3.打造多元的道德规范体系

  政治是人类国家的产物:国家是以国家权力机器的运转为基本形式,运用国家权力机器来管理社会、引导人民的活动。因此,政治与国家权力连为一体,国家行政人员所运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才德,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本身就具有倾向性,因此,运用国家权力的人,应该最为谨慎和小心,因为如果一旦不小心或不谨慎,就会对人民的权利造成损害。因此,国家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风险是所有职业中道德风险最大的职业。因此,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就是构建行政人员的政治行动规范与价值坐标。第一,明确核心价值追求。行政人员的政治价值追求,就是要使行政人员确立起这样一种政治行为导向,即通过造福社会和人民来实现个人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务人员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也不直接流通社会物质财富,但他们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有序管理和对财富的协调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国家公务人员并不直接创造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但他们可以运用管理权力来激发、矫正、引导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从而促进社会技术的进步与文明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公务人员通过有序地管理社会与严谨地管理国家权力,创造出和平、安全的社会秩序,创造出伟大的国家形象与繁荣昌盛的精神力量,从而凝聚人心,创造出富裕的社会生活与勤劳、勇敢的人民。国家公务员的个人人生价值就是通过其行政的社会价值确立实现的。一个国家公务员如果把谋取个人利益、攫取更高权力作为政治动机与目的,那就丧失了为政的起码职业道德要求,就会给社会治理带来风险。第二,塑造廉洁的为政品格。从政为官永远都是一种社会性职业,必须具备清正廉洁的为政品格,这是每个行政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诉求,清正廉洁的为政品格主要包括:要有真挚无伪的诚政品格。它包括忠诚国家、忠诚人民、忠诚政府、忠诚他所属于的社会与时代。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力是全体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是公务人员从政为官的一切。只有对人民胸怀真挚无伪的忠诚之心,才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也只有对全体人民胸怀真挚无伪的忠诚之心,才会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转化为对人民、国家有益的事业追求。要有始终如一的勤政品格。从政为官的首要任务是运用全体社会公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物,协调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家行政人员勤奋政务、兢兢业业、慎重政事,这应该成为从政为官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内容。要有表里如一的廉政品格。国家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是有边界的,而且这个边界是法定的。法定权力边界就是为了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积极发挥权力的正向、积极作用,为社会创造福利。设定政府权力边界就是为了更好地规范政府行为,因为任由权力的泛滥使用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与破坏,正确而理性地运用公共权力,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必须廉洁自好、见财不贪、见利不欲、有欲自制。要有朴实无华的典范意识。国家公务人员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受托者,人民群众把手中的权力交给国家公务人员,让他们代为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与协调,因此他永远都是公民权利的受托者与经营者,这种权利的委托决定了他必须对全体人民负责,必须以社会公民的全体利益为重,他的言行、德性必须完全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他的整个职业行为都必须对全体人民群众起到应有的社会典范作用。典范于社会,典范于全体人民群众,这是行政人员的具体职业道德要求。国家公务人员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做人民群众的公仆,要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要光明正大地做事,恭敬本职工作、勤勉业务,勤奋贡献于前,个人享乐于后,做人民群众的表率。欲立其人,必先立己,要加强修养,纯洁政治品格,提高为政能力。欲强其人,必先强己,本心而行,率先做人民群众的模范。第三,强化完善自我的权力自律精神。在国家社会里,权力总是与利益、财富、欲望等相联系,慎重、正确、理性地使用权力的艰难也在这里。任何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在获得权力后,面临的诱惑就会越大,能否抵御住各种诱惑的腐蚀,不仅仅需要完善权力管理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更需要国家公务人员本身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就需要公务人员自身不忘对权力的自律。权力自律就是要求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不忘权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赋予,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有欲,必以不损全体公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为前提。权力自律的重心是物欲的自我克制,克服贪欲,明确树立“国家的就是全体人民的”的观念,同时还需要明确权力是用来服务全体人民群众的,避免马克思所说的权力“异化”现象,真心实意地用权力来服务全体人民群众,努力争做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务员。第四,增强洗心革面的知耻意识。国家公务人员应该把从政为官作为人性升华的过程,国家公务员这个职业把人置于了权力的战车之上,权力的战车始终置于全体人民全面的审视之中,他们成为了社会公众人物,在众目睽睽中劳动、工作、运用权力、履行职责,稍有不慎就会遭来议论、批评与谴责。因此,一个能够通过一心一意地服务来造福国家、民族、社会和公民利益的为官者,必须具备从政为官的知耻意识,即以贪婪为人性之耻,以吃喝玩乐为做人之耻,以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耻。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公务员必须从踏上岗位开始,就时时刻刻以社会全体人民为镜,学会自我反省、慎独、自我规范、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品格与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国家公务员能够按照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通过自我反思、自我觉察、自我教育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矫正改进,则其耻可知,其行可正,其德可立,其人可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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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明军,朱玉梅.民生政治参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J].理论探讨,2018,(5):38-45.

  作者:闫金红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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