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咨询服务：服务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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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本刊记者 萧三匝 亚 编辑_何伊凡
15年前，科斯的研究助理从院毕业了。正常情况下，老先生会让院的秘书帮他从院的学生中物色一个新的助理。但不知为什么，老先生却给他多年前的一个助理打电话，让她帮忙。这个老助理当时是王宁在NORC(大学的一个调查中心）的老板，就把王推荐给老先生。而王宁是心理学博士，这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
王宁是在1998年5月1日和老先生在城区一个叫“意大利村”（Italian Village）初次见面的，他们一边共进午餐，老先生一边询问他一些问题。他当时还在攻读博士，论文刚开题。原以为这是一场面试，所以开始比较紧张。老先生问了一些他学习上的问题，比如专业和兴趣等。因为王宁不是经济系的学生，他原以为老先生会考他经济学的常识，但其实整个会面并不像面试。午餐还没有结束，老先生就问王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后来，老先生和王宁都意识到他们当时能在“意大利村”初次见面的确是幸运的眷顾。
2013年，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在中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企业家》：科斯临终前关注什么问题？有什么遗言吗？
王宁：老先生生前有两个愿望。从个人方面讲，老先生很期待原计划10月的中国之行。从学术方面看，老先生过去一两年一直筹备推出一本新的，“Man and the Economy: Journal of the Coase Society”（人和经济）。现在老先生离开了我们，如何把这个办好，完成老先生的遗愿，我们。
《中国企业家》：学界对科斯逝世反响如何？
王宁：科斯对现代经济学的独特贡献无需多言。不少学者认定科斯经济学来日方长，科斯对经济学性的影响还在将来。
《中国企业家》：生活中的科斯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宁：老先生平和淡定，从不抱怨，专注学术，言谈素有英国人的幽默。先生和夫人相识于1932年，1937年喜结良缘，老夫人2012年过世。在相知相伴的80年中，老先生和老太太从未争执过。
晚年科斯夫妇搬进老年公寓，里面的膳食乏善可陈，但菜单经常更换。友人来访，和老先生一同进餐，对印刷华丽的菜单和新颖的菜名称赞有加。老先生笑曰，此地菜单的制作者应该获最佳创作，而这个餐厅，如果有市场竞争，不可能持续一个礼拜。老先生酷爱学术，生前一直订阅《科学》和《自然》。我每次见面，老先生一定拿出几册期刊，让我阅读他认为有趣的文章，然后和我讨论。
《中国企业家》：你们合著《变革中国》是你的提议吗？具体是如何合作的？
王宁：《变革中国》的英文原著叫“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在2008年会议之后，英国IEA（Institute of Economci Afirs）邀请我们写一篇长文，介绍会议的。后来，我们发现一篇文章不可能把中国的故事说清楚，于是，变成一本书。
在写作过程中，我主要执笔。当时，老先生住Chicago，我在Phoenix，相距两千多公里。我每写好一章，快递给老先生（老先生不用电脑，更没有电邮）。老先生仔细审阅每一行，做修改和补充。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话中讨论文稿。我每一个月飞赴，短住两三天，和老先生面对面交流。在寒暑假，则可多停留数日。我们从2008年夏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2011年底。每一章都反复讨论，修改。尤其是第六章，几乎重写了四五次。
《中国企业家》：你提到《变革中国》第六章是最难写的，重写了好几遍，该章内容是如何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经济。为什么这一章如此难写？你们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王宁：第六章不仅简明扼要地总结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而且要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并探寻的突破口。因为回答中国经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些大问题，下笔颇难。多次重写的原因倒不是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争议，是我们自己不满意。
《中国企业家》：书中梳理了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历史沿革过程，这个过程有人用四次marginal revolution（边际）来解读，怎么理解这四次“边际”？
王宁：据我所知，“marginal revolution边际”是我们的首创。我们强调边际，是因为中国的二元性。中国有两个，一个由中央设计和推行，另一个来自地方和民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很复杂，但这是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关键。
《中国企业家》：在你看来，科斯的治学方法有何特别的地方？
王宁：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我勉强为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一般从理论出发，其中经验研究一般从数据出发；科斯一向先找有趣的问题，再找有关的理论和数据。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科斯在中国的影响力长盛不衰？
王宁：科斯所关注的问题经济制度和交易成本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科斯非常欣赏“实事求是”，他的治学方法和中国的古老传统暗合。
《中国企业家》：科斯对中国的关注始于何时？他对中国的评价前后有无改变？
王宁：科斯孩提时代读过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从此与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结下不解之缘。老先生对中国的评价相当一致。
《中国企业家》：科斯为什么没来过中国？这是否导致他对中国的认识不尽全面？
王宁：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科斯思想的独特魅力，也屡次发出邀请，但老先生一直没有接受邀请。这主要是因为老太太不能长途旅行，尤其是坐飞机。没有老太太同行，老先生当然也就作罢。与科斯相比，有不少诺获得者经常访问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一定有多深刻。
《中国企业家》：作为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如何评价中国当下的、经济制度？他是否考虑过中国下一步径的问题？
王宁：科斯一方面肯定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毫不回避中国目前的困境、也不隐瞒中国遇到的艰巨挑战。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我们秉笔直言，呼吁中国思想市场。像前一轮一样，中国下一轮的也可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而思想市场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
思想市场，家首先需要智慧和胆识。没有思想市场的中国不可能解放思想，也不可能和谐，更不可能圆复兴之梦。一旦明确思想市场的重要性，犹如初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何思想市场就变成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可以多处试错，多方求解。
《中国企业家》：科斯如何评价中国企业家阶层在推动中国进一步中的作用？
王宁：中国企业家一直是推动中国的主要力量。在目前的下，民营企业家仍然面临种种不公的待遇，一些人以脚投票，移民海外。如何让企业家当家做主是关键。
《中国企业家》：2008年7月，老先生组织了一场中国市场转型研讨会，当时邀请了一些中国企业家参加。这场研讨会的缘起是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宁：老先生当时想系统地了解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情况，让奋斗在一线的企业家和地方官员与学者交流，并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所以，当时受邀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有学者、企业家和官员代表。会议持续整整5天，每天的议程排得满满的，是一场学术盛会。
从形式而言，我们把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学家、历史学家和家等）、企业家和官员聚集一堂，大家相互交流，非常成功。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企业家和官员与美国学者（包括4名诺获得者）有广泛、深入的交流（会上和会议之外）。当然，也因为这次会议，我们决定合作《变革中国》这本书。
《中国企业家》：科斯在中国存在广泛的误读，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明晰产权并不重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科斯对此态度如何？
王宁：科斯的思想在美国也遭受误读，科斯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明晰产权当然至关重要，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至于如何明晰产权，则仍是一个经验问题。
《中国企业家》：据你观察，中国在产权方面是否已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在中国的现实中，国企可能的着手处在哪里？
王宁：在国企方面，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自身的经验。打破垄断，让国企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是关键。一旦国企面临市场竞争，国企本身如何则可迎刃而解。
本文记者：萧三匝 .cn 亚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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