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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花鸟画有何文化性

作者: 中文核心期刊2018-07-12阅读:文章来源:中文核心期刊咨询网

  人类生活中有许多极其复杂的精神因素。 对于花鸟画艺术体现在民族文化中,中国的祖先长期以花鸟为描述对象,被文人吟唱和吟唱。 它还具有独特的味道和艺术魅力,温暖和滋润着中国每一个文化人的心。

艺术广角

  “文化”一词,在《大词典》中解读为:一是治国的制度和对人民的教化;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工制品、知识、信仰、价值及规范等。它们是人类由社会学习得到的,且是代代相传的社会遗产。从广义的学术角度而言,它包括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若从狭义的概念来解释,即指文学、艺术、科学等人类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因此,“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质的一种统称。

  花鸟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历史要早于西洋艺术中的静物画七百余年。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为东方艺术所独有,并流行于东亚、南亚诸多国家。从花鸟画绘画形式及各种特点而言,完全有别于世界艺术门类中的任何画种,具有自身独立与独特的理论体系。若追溯源头,中国无疑是花鸟画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花鸟”,就其属性而言,是指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代表着一静与一动的自然物象。中国花鸟画的表现范畴是指自然生活中的花卉、翎毛、走兽、蔬果、鳞介、草虫、树石等等。可以说自然界中除人之外的一切几乎都属于花鸟画艺术表现的内容,是世界文化史与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二、中国陶瓷花鸟画的文化表现

  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诗坛上的一枝奇葩。诗歌中的动植物与绘画中的地位正好相反,一开始就是人的陪衬,是一种文学表现上的比、兴工具。但诗歌形式的独立要比“花鸟画”早得多,至少在屈原的《橘颂》中已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同样,绘画中的画花绘鸟也要讲究寄托情感,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运用比、兴手法。对于画家而言,如何正确运用比、兴的手法于绘画创造及实践过程的确值得深思。其特殊之处在于画家常以“比物法”来寄托情感,或用比喻托兴手法使所绘之物具有强烈的时代主体气息,使所描绘的形态都具有或隐喻、或象征、或夸张等的艺术特征,如齐白石所云“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可见,咏物诗与花鸟画创作都是应用花木禽鸟的自然生态特征,象征了人世间的理想与意志。

  1、“花鸟”与宗教文化

  中国的宗教文明不但丰富而且古老。在中国原始的自然崇拜中,花草树木即已成为崇拜的对象。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民间世人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最广为流传的是“八仙”的传说。据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记载,“八仙”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仙人每人手中都持有一件宝物,这八件宝物又统称为“暗八仙”。其中,蓝采和所持的宝物是花篮,花篮内的神花异果能广通神明。何仙姑所持宝物则是荷花,其出污泥而不染,可修身禅静。张果老的小黑驴,能踏、滚、摇、跑于水上,真可谓达到了“余香不散经岁月,方悟神仙天上游”的境界等等道教例子;佛教东传的史话源自史书记载中的汉明帝求法。自古印度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东渐中国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调整了自己的某些特性,以与中国文化相适应。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并成为佛教的象征。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降生前,净饭王的宫廷里现出八种祥瑞之相,有百鸟群集在王宫顶上,鸣声想和,四季里的花木都一同盛开,尤其是池沼内突然开放出大得像车盖一样的奇妙莲花等。后来释迦牟尼“得道”,每当传教说法时坐的就是“莲花座”。后来的佛教绘画艺术中常以此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与莲花有关的题材等等;公元10世纪初,伊斯兰教遣使入新疆,新疆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最具代表的地域。在中国以维吾尔族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倾向于鲜明的装饰艺术。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花卉、蔬果,如西番莲、巴旦姆等等都是他们用以装饰日常生活的主要素材。

  2、“花鸟”与中国民俗文化

  世界上没有文学不能描写的对象,比之其他艺术门类文学的题材内容是最广泛的。文学上以神话为主题的创作,无论是《山海经》还是《封神榜》,其中有许多描述神鸟与花神的传说。如近代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帛画,亦有描绘的金乌图像,古人指金乌为太阳。以花作为主题在文学上进行创作的实例也数不胜数。例如《诗经》上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等的描述。这里的桃、梅作为比喻的象征,更增加了情境的浓度,指出了立体形态的明确性。将花鸟人格化、寄情花鸟的文化情结,在历代文人中以陶渊明最为典型。他不但从“花鸟”中领悟人生而且寄情于“花鸟”,同时表明心志,如其《归鸟》一文中有“翼翼归鸟,载翔载飞。”在饮酒诗中亦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以及“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等。如此情境的交融,所产生的景象与情思,真不知陶渊明是归鸟,还是归鸟是陶渊明的一种境界。

  3、“花鸟”与“花鸟画”的写生及造境

  中国绘画大体上分类为人物、山水、花鸟三科。中国的花鸟画艺术表现,素有写生和造境两类之说。所谓的写生,是指描绘自然物象的生态,其作品所传达的美感也源于写生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生意”与“生机”。因而,这是一种由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由“生机”而引发心灵深处的一种创造力量。所谓的造境花鸟画,是在写生花鸟画基础上深层次的拓展,除了要求画家具有描写自然形态变化的功夫外,更需要画家具有丰富的综合知识修养与文化内涵,才能将写生中的主观含义与之相伴相生。

  4、“花鸟画”的民族性

  在绘画史上,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以中唐之际的独立成科为界。我们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遗迹中看到“花鸟”的装饰形式与内涵均有明显的原始宗教和西域东传的佛教印记。其中的图示纹样的内容与表现,无不体现出许多原始宗教的思想观念与神秘的形象造型,以此而形成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的一种图腾样式。如战国时代的《龙凤人物图》帛画。然而中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宗教的影响,花鸟画的绘画手法和塑造,也越来越趋于细致、轻巧,取代了原先的阳刚狂放之美。越来越多的吉祥式人文内容代替了宗教艺术中的想象内容,逐渐形成了以汉名族文化为核心的花鸟画主题内容。可见在文化核心中的“人”因阶级地位的不同,所掌握的权利及经济上的主导也不同。就花鸟艺术中的装饰纹样而言,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者依然对其加以区别,以显示身份的高低贵贱。如宫廷制定的官服制度中就有文官饰以禽纹,武官饰以兽纹的严格规定,并以不同的动物纹饰区分其权利等级上的差别。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民间花鸟装饰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三、中国陶瓷花鸟画的文化象征

  中国花鸟画创作中的“四君子”艺术表现,即指植物中的梅、兰、竹、菊四种题材。其中对竹子的描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人们认识到竹子的茎节和空心,不怕风霜冰雪,是一种美好的自然属性,可用以比喻人之气节和虚心,以及不畏权势的高尚品格。故将其看成植物中的君子,予以颂扬,历史上有“竹林七贤”、“竹溪六逸”、“不可一日无此君”等故事。而古之兰花的描写,加之历代文人雅士的引经论典,视兰花为香祖,为王者之香,喻为有道德之士,更为君子美人。如郑思肖画作中的无根兰,以示“土为番人夺,忍著耶?”的画境表现。而菊花作为象征秋天的风物,在《礼记-月令篇》中有“季秋之月,鞠开黄花”。可见表现菊香的晚秋意境古已有之。其实,并非这些花草都具有坚忍不拔、刚正不阿,又能洁身自爱的特性,而是人类借此象征自身品格的坚定性和完善性,是通过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将人类的真实感情和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有机的结合的某种贴切表现。

  结语

  在中国花鸟画独立成科后的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其每一步都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密切相关。以上是对花鸟画的文化蕴涵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解读。但是,单单从花鸟画与文化间的关系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对花鸟画与其它方面也应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1]姚舜熙 中国花鸟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万芾 花鸟画十招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3]樊新华 中国工笔画绘画艺术 远方出版社,2006

  阅读期刊:艺术广角

  《艺术广角》(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由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是一份综合性的文艺理论评论刊物,它自创刊以来的一贯宗旨是:高举当代性、综合性、学术性的旗帜,密切联系我国和世界当代文艺的发展实际,努力跟踪当代文艺的发展走向,关注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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