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远活在纯粹的文学世界中2014年7月16日

　　□刘剑梅[美国]

　　2013年的圣诞节之夜，我和父亲（刘再复）一起给夏志清先生和王洞打电话，想致以节日的问候，可是说先生住院了，当时我们就很担心，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竟得知了先生逝世的消息。

　　1让异乡学子在纽约也感到中国式的人际温馨

　　所有知识女性在他眼里都是“”

　　夏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许多学生，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个。1992年，我刚从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班毕业，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录取，成为王德威老师的博士生。那时，夏志清先生刚满七十岁，他选择王德威老师做他的“人”，希望哥大的人文传统和中国文学传统能够薪火相传。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博士生仍然非常关心，逢年过节他和总是请我们在哥大旁边的餐馆吃饭聊天，让我们这些“异乡学子”在纽约的大都市中也感到中国式的人际温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回到哥大东亚系开课。这真是，他不仅讲得很生动，而且对我们的研究选题切实关注，并坦率地给予中肯的意见。

　　我第一次见夏先生，记得是跟我父母一起去他在哥大附近113街的公寓。去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心里对他很，非常好奇想知道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先生会是什么样子。一见面，他就对我直呼“小”，让我沾沾自喜了好一阵子。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知识女性在他眼里都是“”。我们博士班的杜爱梅(AmyDooling)是个女权主义者，竟对夏先生称她“”提出过小小的，不过夏先生还是照样天真地我们“小”的桂冠。

　　他和租的是哥大的公寓，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每间房子都堆得满满的，连走廊里也摆满了书，完全没有杂物和俗物。走进他的书屋，就像走进人文专业图书馆，他的一生就生活在书籍的环抱之中。读书，讲书，著书，就是他人生的全部。九十三年人生，一以贯之的便是书。在书屋里谈说学界的种种趣事时，他总是笑声响亮，口无遮拦，让我们大家都跟着大笑不已。王洞在旁边总是忙着替他打圆场，可是他却不领情，愈说愈走调。

　　2力戒“大而无当”

　　劝年轻学者不要被理论搞得晕头转向

　　夏先生因为有高血压，每天都到哥大附近的街道散步，我和同学们经常看到他。我的公寓和他的公寓只隔了街，我的同学何素楠（AnnHuss）和陈绫琪跟他住在一条街上，我们三个人常常去他的公寓请教。

　　夏先生每次见到我，就会询问我在哥大的学业进展，还让我和聊天。每次相见，他总要告诉我应该注意哪些研究课题，在英文写作上要如何提高。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要参加哥大的一个研究生组织的国际性研讨会议，需要在会议上发表论文，心里很紧张，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公开。夏先生听了就问什么时候，说他一定要到会上去给我“捧场”。果真，那天，他准时到了，还端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从头听到尾，并提了几个问题让我当场回答。结束后，他还特地告诉我父亲（那时在科罗拉多大学），说“剑梅英文没问题了”。那之后他确实对我充满信心，觉得以后找工作也不必替我担心了。

　　到哥大三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要求，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开始进入写作博士论文阶段。我最先选择的题目是“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并运用了一些刚学到的时髦理论，写了一个论文的大纲，就兴致勃勃地拿去给夏先生看。可是他翻阅了一下，就非常不客气地给我四个字的评价：“大而无当”。他得很直率，不留情面。

　　被他浇了冷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选题外延过于宽泛，很难驾驭，应当改变写法，于是就改用“深挖一口井”的方法，以小见大。我在王德威老师的指导下，把题目定成“与情爱”，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加恋爱”的公式写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主题演变来看待中国现代作家内心的，强调他们在现代和传统，集体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彷徨。

　　夏志清先生认可我的新题目，还让我参考他的兄长夏济安先生的《的闸门》，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了左翼作家的双重性和充满人性的一面，让我大开眼界。博士论文写出初稿后，夏先生仔细地读了好几章，从大的方向给予我很多鼓励和修正，不过我要多做本文的细读，不要被理论搞得晕头转向。

　　3“当然无意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

　　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

　　夏志清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受到李维斯(F.R.Leavis)的理论和新学派的影响，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挖掘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的高度评价，对《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分析，都是站在文学审美的立场，考察作品的实际表现，反对把文学简单视为反映时代的工具，而是注重作品中传达出的作者的思想、智慧、写作风格和语言。

　　正如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序言中所写的：“本书当然无意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它领域的学者的义务。”

　　我读哥大时，正是解构主义、后殖义理论盛行时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下子成了诸位汉学家的对象。比如，周蕾教授《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对夏先生以文学经典为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学提出质疑。然而，我认为夏先生是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即普世视野）来评价中国文学的，这种视野超越国界（包括中国作家把“感时忧国”的民族情结固化），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来思考判断，重视的是文学本性与文学自性。

　　1998年我正式从哥大毕业，并从州立大学转到马里兰大学任教，没有办在纽约时那么频繁去拜见夏先生和夏了，不过还是常常跟他们通电话。几乎每年过节时我都不忘寄贺年卡和写信给他们，而每次夏先生也都会认真地给我和我父亲回信，每封信都很热情。

　　我的英文作品《与情爱：文学史·主题重复·女性身体》出版后，他兴奋地给我打电话，祝贺我新书出版。不过，他对我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三联2006年出版的《狂欢的》，并为此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能够如此关注女性和东方女性的艺术创作，实为难得，这一领域他以前关注得不够，所以他很欣赏我能够弥补这一空缺，认为这一“补缺”意义非常。

　　我知道，他之所以特别喜欢我的《狂欢的》，是因为在那本书中我使用的是散文的笔法，而不是用学院派的概念表述，真正以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女性作家的作品，真切地感受她们的才华以及她们内心的焦虑与挣扎。这种文学化的态度，正是夏先生最希望在他的学生们身上能够看到的。

　　4“不要光读文论和文化书籍”

　　主张文学研究要返回古典、返回文本感受诗意细节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想想在哥大读书的岁月，觉得夏先生给自己最根本的是多读和中国的文学经典。他总是对我说，不要光读文论和文化书籍，而要自己去好好细读文学文本和中国文学文本，要自己去感受文本中的美（诗意细节），自己去感受文学的真谛，自己要有勇气做出不同于他人的判断，不要赶时髦，不要。

　　他说他自己读书期间读了很多新的理论书，虽然很有收获，但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与此同时去细读他们著作中谈到的世界名著。所以他对海明威、福克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等的作品都了如指掌，常常会给我们娓娓道来，并和我们交换对这些名著和中国名著的看法。

　　他对我的这些具体的指导，有悖于当时正在流行的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义等。那时哥大东亚系的学生纷纷去选修写《东方主义》的萨伊德（EdwardSaid）的课，或是女性主义权威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的课，而我们选修的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的课程，基本上也都在大谈文化理论，完全不重视文学文本，即使做了一些文本细读，也只是热衷于“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熏陶下的文学系学生难免要“本末”，为理论而理论。好在我在哥大读博士期间，有夏志清先生和王德威老师对文学传统的，所以我很早就“返回古典”，返回文学。不仅返回的文学经典，而且返回了中国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一直守望文学的家园，没有遗忘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职责。

　　“怎么会跑到机器世界那里去了？”

　　从来没买过房子车子，一生租住哥大公寓

　　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教了十四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个学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都被我列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必读书目之一。对于中国文学比较陌生的美国学子，这本书很快就可以让他们入门，也很快就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重要作家赢得基本的了解。通过夏先生的讲述，再去细读各位作家的代表作，绝对是一种“方便之门”。夏先生的这本名著真是的简明又深邃的教科书。无论哪个理论潮流领先，他的这本书都是一个“中流砥柱”，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必经之。

　　夏先生的一生，是生活极其简朴而却极其丰富的一生。他从来都没有买过房子，也从来没有买过车子，一辈子都和住在租用的哥大的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在物质横流的世界里，这样的高贵文人已不多见。

　　记得博士毕业的那一年，我和先生黄刚高高兴兴地开着新买的车子去跟夏先生和夏吃饭，没想到夏先生不以为然地说，要那车子干啥？纽约不是很方便吗？可以坐地铁，也可以坐出租车，你们买车，反而给自己增加负担。他的这一席话给我们印象极深。

　　还有一次，我父母和妹妹来纽约看我，我们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和。他看到比我小十岁的妹妹刘莲，很是喜欢，就问父亲她是学什么的，父亲说妹妹是学电脑的，在IBM当电脑工程师。夏先生一听就着急，便对我父亲说，你犯错误了，让刘莲选错了专业。他还是那样天真，那样直言：“我们搞文学这一行多幸福多有趣、多有意思啊！怎么会跑到机器世界那里去了！”

　　夏先生一生真爱文学，真爱人文，真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骄傲。他从不为物质世界所动，从不为富贵所动，永远活在纯粹的世界里，活在纯粹的文学世界中。